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讯 近年来，湖北省纪委监委严肃查办了一批隐形变异、翻新升级的新型受贿案件。为进一步强化警示教育，督促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以案为鉴、严守纪法底线，现通报其中5起典型案例。

　　1.国家开发银行湖北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杨德高以“合作投资”为名收受贿赂问题。2005年至2014年，杨德高利用担任国家开发银行湖北分行客户处处长、副行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与其他3名国家工作人员一同帮助仙桃市某公司从国家开发银行湖北分行获取贷款。其间，杨德高等4人向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某某提出向该公司投资200万元并每年获取定额分红，赵某某为感谢杨德高等人在公司贷款审批等事项上的帮助，同意该“投资入股”方案。2007年至2014年，杨德高等人先后7次从该公司获得“分红款”共计800万元，并收回本金200万元。案发后，经鉴定，杨德高等4人共获取高于出资应得收益748万余元，其中杨德高获取高于出资应得收益374万余元。此外，杨德高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其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2.省供销合作总社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明平安以“借”为名收受贿赂问题。2005年至2018年，明平安利用担任竹溪县委书记，省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成员、副主任，湖北合作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3家单位在承揽工程、融资借款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其间，明平安在明知自己经济偿还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多次向3家单位负责人提出“借款”需求，3家单位负责人为感谢明平安在上述相关事项上给予的帮助，先后“借”给明平安钱款共计770万元。截至案发，上述770万元均未归还。此外，明平安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其因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

　　3.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大林以低价购房方式收受贿赂问题。2005年至2017年，陈大林利用担任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副行长，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武汉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3家单位在获取贷款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其间，陈大林先后看中上述3家单位开发楼盘的房产各1套，要求上述单位负责人给予其购房“优惠”。为感谢陈大林在贷款审批等事项上的帮助，3家单位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向陈大林出售房屋各1套。经鉴定，陈大林收受上述3家单位所送购房差价款共计335万余元。此外，陈大林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4.襄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葛秀全以“收干股”方式收受贿赂问题。2000年至2015年，葛秀全利用担任原襄樊市谷城县石花镇党委书记、原襄樊市襄城区副区长、襄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某公司在获取企业改制股份奖励、留存使用转让款、获得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贴息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08年，该公司筹备上市期间，葛秀全向该公司董事长刘某某提出购买该公司原始股。刘某某为感谢葛秀全的帮助，代葛出资20万元购买该公司原始股并安排他人帮葛代持，葛秀全同意。2015年，应葛秀全要求，刘某某根据当时可流通的股份价值，安排将20万元原始股的溢价款379.6万元转至葛秀全指定银行账户。此外，葛秀全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因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

　　5.省公安厅原巡视员唐国清以“放贷收息”方式收受贿赂问题。2006年至2018年，唐国清利用担任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总队长、巡视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某厨房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在承接厨房设备项目、食堂改造项目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并向该公司负责人唐某某出借资金获取高息。2013年11月至2020年6月，唐国清安排其亲属多次向该厨房设备公司出借资金共计1183万元，唐某某为感谢并寻求唐国清的帮助，按唐国清提出的借款利率和支付时间随时支付利息。案发后，经鉴定，唐国清以放贷收息方式收受贿赂570万余元。此外，唐国清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湖北省纪委监委) 【编辑:梁异】

　　中新社北京12月8日电 题：又一外资机构进入中国清算市场，金融如何高水平开放

　　——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

　　中新社记者 夏宾

　　“金融高水平开放”是近期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关键议题之一，会议提出要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中国央行则于近日向万事网联公司核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由此境外银行卡清算机构万事达卡进入中国市场。

　　万事达卡入局中国市场将带来哪些影响？未来中国金融开放之路又将怎么走？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邀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对此进行深度解读。

视频：【中国焦点面对面】又一外资机构进入中国清算市场，金融如何高水平开放来源：中国新闻网

　　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境外银行卡清算机构万事达卡进入中国清算市场，您认为这会对中国清算支付行业带来什么影响？

　　黄益平：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中国金融业进一步开放。最近五六年，中国引进海外金融机构并发放牌照，以及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步伐在加快，这次万事达卡进入中国清算市场是过去这些年金融对外开放非常重要的举措之一。

　　另一方面是中国支付行业进一步发展。说到支付行业，首先想到的会是移动支付，但支付行业有更加广泛的含义，比如有批发层面的支付清算问题，金融机构间的支付手段就不是用移动支付，还有很多跨境业务，中国当前也在试图建立一些跨境支付系统，另外银行卡也是支付清算很重要的内容。

　　所以新引进外资机构，尤其是将来万事网联发行万事达人民币银行卡，是促进国内支付行业良性竞争和提升服务质量的重要举措。

　　中新社记者：对这次牌照发放，中国央行表示，要持续完善银行卡清算机构监管机制，促进支付行业高质量发展。中国的移动支付非常发达，便利度很高，那支付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

　　黄益平：我理解支付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也是两个方面。第一是服务到位、便利，把成本降低；第二是效率高且能保证安全，这里面需要有相当程度的竞争，有竞争才能提升服务质量。

　　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要引进海外机构参与国内市场，尤其是发卡，这对中国的移动支付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补充意义，同时也可以有一定的竞争。简言之，支付行业高质量发展就是提供一个服务好、效率高、支付手段比较完善的支付系统。

图为11月30日，黄益平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专访。中新社记者 易海菲 摄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中国金融开放持续推进，外资机构在各领域都拿到了一些牌照。在您看来，中国金融业开放成效如何？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黄益平：实际上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金融机构行业对外开放的力度在加大，从2017年以来则明显加速，引进了更多国外机构到中国来参与竞争、参与业务。

　　从大方向来说，金融开放是非常广义的概念，包括金融机构开放，也有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对外对内资本流动、人民币国际化，这些就涉及到资本项目。简单来说，金融机构对外开放就是海外的“引进来”，中国的“走出去”，相对来说对安全稳定的冲击比较小。

　　因为外资金融机构到中国来，就像外国企业到中国来做直接投资一样，过去在制造业看到很多这样的投资，现在在金融业来投资发展业务，是接受中国监管机构的监管，理论上说，它不会引发新的风险。这可能是一个既能达到开放效果，提升金融服务质量，而风险又相对比较可控的一个做法。

图为11月30日，黄益平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专访。中新社记者 易海菲 摄

　　中新社记者：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您此前也提到，不能因为风险因素就拒绝开放，应采取相对较稳慎的开放策略。那么，当前中国金融开放面临着哪些风险？该如何应对？开放的节奏和力度又如何把握？

　　黄益平：不能因为有风险就拒绝开放，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但还有一个观点跟它连在一起，就是不能为了开放而开放，而不管金融风险。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包括国际组织的观点发生了一些改变。过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认为资本项目开放好，封闭不好，但从过去这些年的经验看，任何金融政策都有正反两方面影响。

　　就拿金融开放，尤其是以资本项目开放作为例子，资本项目开放的好处显而易见，资本可以出去、可以进来，追求最高回报，有利于提高效率。

　　但资本项目开放往往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出现资本大进大出，而造成金融不稳定，甚至在有一些国家会酿成很严重的后果。

　　放开很重要，但得有基本条件，准备好了才能放开，如果没准备好就放开，资本一旦大进大出，造成金融体系崩盘，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不能因为有风险而拒绝开放，但更重要的是不能为了开放而开放，不管金融风险，最终我们所有的金融开放政策其实就是在效率和稳定之间求得一个平衡，不能偏废。

　　过去这些年来，虽然在不同阶段重点不太一样，但中国金融开放有一个基本策略，就是经常项目下的资本流动基本上已经放开，人民币汇率不断市场化，但资本项目相对走得比较谨慎，而金融机构对外开放有很多好处，同时风险因素相对小一些。

　　我们在加入世贸组织前后其实有一些讨论，有人说不能让外资银行来，一进来就会造成金融不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有误解。外资银行到中国开展业务，其实是到中国注册、在中国经营，它只是外资拥有的一家中国的银行，资本进出和风险都受中国监管，这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现在在稳步推进金融开放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对风险和安全问题的考量。在机构放开上步子非常大，但在资本项目，尤其是资本市场开放相对比较稳健。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特别强调了要重视经济和金融安全，因为现在确实面临一些新的风险因素，在国内，有房地产、中小金融机构、地方债务等风险，在这些风险能稳定住之前，如果开了一个口子，有可能会导致投资者信心大起大落，那就不能贸然放开。

　　在国际，美联储加息周期长，给美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造成很大压力，现在美国经济不错，加息可能已经快结束了，但美国经济明年很大概率会发生一次轻度危机，国际经济环境也不是非常稳定。

　　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比较好的策略可能仍然是在重视风险和稳定的前提下，比较谨慎而稳步地推进金融开放。

图为11月30日，黄益平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专访。中新社记者 易海菲 摄

　　中新社记者：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还特别提到，“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制度型开放？这样的开放策略跟之前什么异同点吗？

　　黄益平：讲制度型开放，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基于规则和制度的开放。回想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常是一些政策调整，甚至有时候是政策都没有调整，但在做法上有一些调整。怎么样来保证稳健的开放，那制度型开放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很明确地把规则和制度建立起来，然后在资本进出也好，机构进出也好，有一个相对稳定和透明的政策环境。

　　过去我们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开会或者口头鼓励几家企业“走出去”，欢迎几家机构进来，将来就是要一个很透明的规则，哪家进来哪家出去，都有基本标准，谁想进来谁想出去，只要满足这个条件都可以申请。

　　制度型开放就是通过规则来减少主观意志的决定，从长期来说非常重要。

　　中新社记者：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之一。您认为要做好这项工作，关键发力点在哪里？

　　黄益平：这与现阶段金融开放的重点有关系。金融开放内容很多，金融机构的双向开放、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不断推进、资本项目放开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这四个方面都在不断推进，但可能在速度上、重点上有不一样。

　　原因就在于中国当前管控金融风险的挑战比较大，这个情况下，可能就要看哪一些领域的开放对风险影响比较小，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比较大。

　　我觉得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来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欢迎海外机构来展业，其实就是外资金融机构到中国来支持实体经济，另一个就是资本项目也是要放开的。

　　其实过去几十年已经形成的一套基本策略就是，因为要保稳定，资本项目在放开，但到现在为止可能开放程度相对有限。

　　金融稳定很重要，在放开过程中，我们实际上有一个非常简单朴素的考虑，就是“先流入后流出”“先长期后短期”“先股权后投资”。第一是欢迎钱进来，第二是欢迎稳定的投资进来，而不是短期的大进大出，对风险冲击比较大。

　　我们过去一直欢迎外国直接投资，因为它进来后在中国办厂、开办公司，不会说明天就走了，而在资本市场上这样的快进快出是有的。我们更欢迎一些长期资本，这些资本的性质和所属机构有关系，主权财富基金、养老金保险机构，它们的钱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到中国来投资资本市场，不见得就一定要去做实业投资，因为每一种基金的重点不太一样。

　　从这两点来看，一个是欢迎更多外资机构到中国来开展业务，另一个是欢迎更多长期资本来支持我们的增长，背后其实就是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相对来说对风险更加能管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了建设金融强国的很多方面，我自己解读最终就落在两个点上：改善金融服务和防范化解风险。(完)